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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 苏俄三次对华发表《加拉罕宣言》
来源:瑷珲历史陈列馆作者:瑷珲馆网宣发布时间:2020-5-22 14:44:03

历史研究 | 苏俄三次对华发表《加拉罕宣言》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以弗拉基米尔·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建立了苏维埃工农政权。政权建立之初,由于受到西方协约国的武装干涉和俄国反革命势力的群起反抗,苏俄政府对外实行了反帝、反殖、争取和平的外交政策。

    1919年、1920年、1923年,苏俄政府先后三次对华发表政策宣言,史称《加拉罕宣言》,宣言名称以当时签发苏俄政府宣言的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命名。

    1919年7月25日,苏俄政府第一次对华发表《加拉罕宣言》(全称为《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这是列宁领导新生苏维埃政权提出的第一个与中国建立新兴国家关系的基础性文件。主要内容为:废除帝俄与中国、日本、协约国签订的一切秘密条约,帝俄政府在中国东北以及别处,用侵略手段取得的土地,一律放弃,废除帝俄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和租界,放弃庚子赔款的俄国部分,放弃帝俄在中东铁路方面的一切特权。值得注意的是,《宣言》所称“废弃旧约”明确定为1896年及以后各项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不平等条约,并不包括1858年《瑷珲条约》、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1881年《伊犁条约》等。

    《加拉罕第一次对华宣言》原文内容照录如下:

     “北京外交总长转中国人民及中国北方与南方政府同鉴:今日广义政府(按,即苏维埃政府)之军队,既将持外械外饷之高尔恰克专职背叛革命之军队扑灭,已进达西伯利亚,并将与西伯利亚革命人民联合,故人民委员行政部特向中国人民作下列之博爱宣言:

    广义政府之俄罗斯及其赤军,既战斗两年,既出不可思拟之カ量,今向乌拉山之东(按,指乌拉尔山以东)进行者,并非压制,亦无奴民夺地之心,凡西伯利亚之农民工人均已深悉矣。吾侪今愿将自有之权给与各地人民,使东方各民族得解脱外族强权金钱之压制束迫,中国民族即此等被压迫民族之一,并系其最著者。今吾侪不仅专施援救于工党,并且兼施于中国人民。故请将吾侪自一九一七年十月大革命以来,从未懈于宣告,而被出卖于欧美日本之报纸秘匿不宣之事,再普告于中国人民:自一九ー七年十月吾劳动农民政府执政以来,曾屡次以全俄人民之名义书与全世界之人民,力劝伊等建立耐久之和平。此和平应以彼此放弃侵占他人土地及放弃吸夺他人金钱为根本。所有民族,无论或大或小,无论在何地点,无论是否自由,或在他国强权压制之下,均应在内部生活上完全自由,任何权力不应从而羁束之。吾劳动农民政府又曾续行宣言,将从前俄国与日本与中国及与其联盟各国所订结之一切秘密条约概行作废;因此种条约,实为俄皇政府及其联盟各国力侵利诱压迫东方各民族之机械,其中以中国民族为最。得其利者,仅各资本家与地主及俄国高级军官而已。吾广义政府曾邀请中国政府即开谈判,商磋废弃一八九六年之条约与ー九零一年之北京草约,及一九零七年至ー九ー六年间与日本订结之一切协约。简言之,即将俄皇政府自行侵夺,或偕日本及他联盟国公共侵夺之中国人民所有者,一概归还中国人民。此项谈判开至一九一八年三月为止,斯时协约各国突扼北京政府之颡,广用金钱收买中国官吏及报纸,并强迫中国政府拒绝与俄国劳农政府交涉;而日本与协约各国不待满洲铁道之归还中国人民,即群起而霸占之为已有,并侵入西伯利亚,从而强迫中国军队公同出兵,公同作为此项可骇而有罪之强盗行为。中国人民劳动家及农民等并不知欧美日本军队侵入满洲及西伯利亚之真相及其原因也。吾侪今日特致书与中国人民,望其明了广义政府曾宣明放弃从前俄皇政府向中国夺取之切侵略品,如满洲及他种地方是也。各处人民应自行选择愿相隶属之国,及自行采定其政府之体制。“广义政府愿将中国东部铁路及租让之一切矿产、森林、金产及他种产业,由俄皇政府与克伦斯基政府及霍尔瓦特、谢米诺夫、高尔恰克等贼徒与前俄军官商人及资本家等占得来者,一概无条件归还中国,毫不索偿。“广义政府放弃中国因一九零零年拳匪之乱负欠之赔款。本政府所以不能不三次宣官及此者、因闻吾侪虽屡次宣言放弃,而此项赔款仍由协约各国征收,以接济北京国旧帝国之使臣,及驻中国各处之旧帝国领事官之滥用。及(此)种俄皇之奴隶,其全权早经取消,而伊等仍僭守旧职,并以日本及各协约国为奥援,骗谎中国人民,中国人民不可不知此事,并应将此等谎人骗徒驱逐出境。广义政府废弃所有各种特别权利及俄商在中国地面上占有之一切租借地后,任何俄国官员或教士不准干涉中国事件,如伊等犯罪,应照中国法律受地方审判。在中国地方上,只能有中国人民之权力及司法,不能有他种权力或他种司法。

    “在以上各重要点之外,广义政府并愿即与中国人民谈判,与其全权代表公同断结所有从前国政府偕同日本及协约各国对于中国所作之一切强暴及不公平之事件。

    “广义政府深知协约各国及日本,此次必再竭力使俄国劳动家及农人之语言,不克达中国人民,俾使中国人民不知欲收回被夺之产,须先与满洲及西伯利亚之侵占人了结。因此故广义政府今特通消息于中国人民:本政府之赤军现向乌拉山之东方前进,以救援西伯利亚之农人及劳动家,出伊等于贼徒高尔恰克及其联盟日本人之专制之下。如中国人民以俄国人民为榜样,愿恢复其自由,并避免协约各国在凡尔赛为之代定之命运,使之为第二高丽或第二印度者,则奋争自由之时,舍俄国工人农民及其赤军外,更无他同盟国及他兄弟可寻。

    “广义政府今以中国政府间接遨请中国人民,即与吾建立正式交涉,并派遣代表来吾军前。

    “代理劳农政府外交总长喀拉罕签字( Kalakhan)。

    “证明抄写无误。西伯利亚及远东外交人民委员会全权委员蒋纯签字。”

    1920年9月27日,苏俄政府再次对华发表《加拉罕宣言》。第二次宣言虽继成了第一次宣言的基本精神,重申了第一次宣言中的主要内容,但由于苏俄国内战争基本胜利和国际环境得到改善,内容也有所不同。其中有关中东铁路的内容,与前次相比,则有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无偿归还中国人民”变为“需要另行签订专门条约”。

    《加拉罕第二次对华宣言》原文内容照录如下:

    《苏俄副外交人民委员会加拉罕交张斯麟转递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照会》(1920年10月2日):

    “兹将致中国外交部通牒一件送呈,该通牒内所列条款,系我劳农俄国认为中俄两国订立盟约之主要事项。即希将该各项提议转达贵国政府,并将其对于提议各项之观察点说明。深望贵中将设法早日订立两大民国亲密盟约,是为俄国之主要目的。此颂日祉”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部致中国外交部照会》(1920年9月27日):

    “前于ー年前,即一千九百ー十九年七月ニ十五日,俄劳农共和国外交委员长部署(即外交部)曾向中国国民及中国北政府南政府发出通牒,俄国政府于此通牒内允许将前俄帝国政府与中国所订各约概行放弃,并允将俄帝国政府及俄国中级社会人士(按,即“资本阶级”)强取据为己有者,悉以归还。用请中国政府即与正式磋商,冀以成立友谊交际。现已得悉前次通牒业经中国政府接到,中国国民各团体及各阶级(阶层)咸与推诚表示,极愿中国政府与俄国商订两国之友好交际。中国政府派遣军事外交代表团前来莫斯科,张中将斯麟为主席,该代表团来此,无任欢迎。现并希望与中国代表直接协商,冀以互相了解中俄两国共同利益。深信中俄两国为国民谋幸福,当无不能解决之事项。惟中俄两国之仇敌,现方竭力阻碍我两国之交欢亲近,盖彼等稔知若我两大国民友好,互相提携,将必益使中国巩固;无论何国不能再若今日以奴视中国,抢掠中国矣。深惜有此以阻害中俄两国友好交际之迅速成立,中国代表团当能确信劳农俄国对于中国之诚笃友好,但迄今尚未得到相当训令,使两国友好正式成立。外交委员长部署(即外交部)惜两国亲交迟滞,致使两国政治商务重要利益,不能成就。现因欲使两国友好迅速成立,极拟助济其事,特为宣明俄国政府必将确守一千九百一十九年七月ニ十五日俄劳农政府通牒内所列各宗旨,应将下列各条款向中国外交部提议,以引伸前次通牒内所宣明之各宗旨:

    “一、俄国劳农政府宣明所有昔日俄国各前政府与中国所定各条约为无效。放弃中国领土之侵占及在中国境内各租界,并将从前俄帝国政府及中级社会人士所掠夺者,俱以无报酬永久还付中国。

    “二、两民国政府迅即设法将将有秩序之商务经济交际成立,随即根据使两缔约国得最大惠利之宗旨,商定专约。

    “三、(甲)中国政府应不扶助俄国反革命派之旧党各团体及各个人,并不容其在中国领土内有所动作。(乙)应将反对劳农俄国及其联合国之军队及各团体解除武装,收容于签画此约时留在中国者,并以交付俄国劳农政府,并连同其所有武器财产。(丙)俄国劳农政府对于背叛中国之各个人及各团体,亦应同负上项责任。

    “四、所有居住中国之俄国人民,服从中国领土内现行法律规章,任何领事裁判权不得享有。其居住俄国之中国人民,服从劳农俄国领土内现行之法律规章。

    “五、中国政府应于批准条约后,即从速向僭居俄国外交领事代表名分,而未受有劳农政府委任之各俄人,停止交际,并将其放逐中国领土以外。所有在中国领土内归属俄国公使领事之馆第,以及公使领事他项公产并档库,交给俄国劳农政府。

    六、劳农政府放弃拳匪赔款,不再收受。惟中国政府将来无论何时,不得因前俄国领事或他项人等以及俄国各团体不合法之要求,将此项赔款付与。

    “七、此约批准后,中俄两国外交领事代表,应即急速成立。

    “八、中俄两国政府,允即商定专约。规定劳农政府需用中东铁路办法之专约。定立此项条约,除中俄两国外,远东共和国亦加入之。

    “外交委员部署(即外交部)将上列协商主要各条,特行通知。如中国政府为谋两国公共幸福有须酌加修改之处,可与贵国代表和衷商改。中俄两大国国民交际,自非仅限于上列之协约各条,其通商界务铁路关税各事项,当由两国代表随后特别商定专约。我国现在筹画订立两国最亲密诚笃之交际,并深望中国方面,亦有如此诚笃迅速之回复条件,并即与开始迅速规定友好之条约,是为至盼。”

    1923年6月27日,苏俄外交代表团在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的率领下启程访华。9月4日,于北京发表“苏联代表加拉罕对报界的声明”,即《加拉罕第三次对华宣言》。声明表示:“1919年和1920年我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发表的宣言,谅已周知。我对这些宣言没有什么可补充的,只想明确申明一点,即这两次宣言的原则和精神仍是我们对华关系的指导原则。”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声明除了重申第一次和第二次对华宣言的原则精神之外,还包含着这样一段话:“我们绝不会放弃我国在中国的利益,因为它们并未侵犯中国人民的主权。况且我们认为,中国人民一定明白,我们在华的实际利益必须予以承认,因为这些利益很容易同中国人民的利益和主权协调一致起来。我知道,我们在这方面并无什么困难。我尚未来得及充分了解中国国内的复杂形势。我认为,这种形势不能成为解决俄中问题的严重障碍。来北京之前,我曾在哈尔滨和奉天停留,处处受到亲切友好的接待。我与中国国家要员曾多次晤谈。我应该特别指出,张作霖元帅曾接见我。我看到,东三省和中国其他地区一样,也认识到必须同我们友好,而且无论社会各界人士,还是政府官员,均一致渴望尽快同俄国建立联系。我曾与张作霖元帅多次晤谈,他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昔日我有过某些怀疑,经奉天逗留之后,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消除了。”显然,加拉罕的谈话与前两次宣言有所不同,这与1923年4月斯大林当选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总书记,并且已经开始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主导联共(布)的“世界革命”染有更加浓重的苏联中心主义色彩有一定的关联。

    苏俄政府虽三次对华发表《加拉罕宣言》,详尽阐释了对华的友好政策,但遗憾的是,《宣言》并不具有正式的国际法意义,苏俄政府也并未兑现其内容。


主编 / 初丹  副主编 / 王秋姗  责编 / 李洋

撰稿 / 巩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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